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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频频,美国正加速新一轮军事转型

军事转型是冷战后美国确保军事优势的重要保障之一。根据兰德公司的阐述,军事转型是指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既非快速变化,也非简单的武器装备改进,而是强调军事领域整体质变以及这种变化逐步推进的长期过程。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明显加快了军事领域的调整与改革,新一轮军事转型的基本逻辑和调整态势逐步清晰。

具体而言,一是确定“基于威胁”的转型路径。这是美国在现有资源难以支撑“全频谱”能力建设的背景下,对始自拉姆斯菲尔德时期的“基于能力”建军思路进行的根本性调整。

“基于能力”模式更强调军事规划的自主性和灵活性,立足于通过发展所有关键领域的军事能力。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国家之间的长期战略竞争”是核心挑战,声称“美国应在自身有优势、敌方处于劣势的领域与其竞争”。这意味着“基于威胁”成为美国在新国际环境下的建军选择,全面聚焦中俄军力优势和短板,以此为核心带动军力优势的重塑。为此,美国各军种相继制定了“多域战”“分布式杀伤”“动态军力部署”等聚焦“核心挑战”的新战争理论和作战概念,并逐步应用于美军行动。

二是同步扩充军费和军队规模,力求扭转两场战争以来长期存在的“战备水平低”和财政受限局面。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规避“自动减赤”机制,大幅增加军费开支。2017年以来连年追加国防预算,2020财年预算申请已增至7500亿美元,奠定此轮军事转型的财政支撑。同时,特朗普政府调整自小布什政府后期开始的“减量增质”建军方针,转为“量质并重”。继2018财年扩军1.66万人,2019财年再增1.56万人,结束了美军2009年之后规模不断缩减的局面,同时全面增加原有军备采购计划的数量。

三是通过国防管理机制改革带动军事转型。在此轮转型中,美军实施的国防部管理体系、军队编成、采办机制和人力资源改革举措,堪称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机制变革。例如,美国防部设立独立“首席管理官”,将原有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部长职能进行拆分,以提升工作效率和军费使用效益,裁减冗余重叠机构,加强成本控制。

美军还顺应大国竞争和战争形态演变的要求,推进军队架构改革,包括新建陆军未来司令部、重启第二舰队、升级网络司令部、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级别的太空司令部等。此外,美军在此前“未来部队”建设的基础上,以战争形态为牵引改革人力资源制度,使之符合应对大国竞争的需求,维持人力资源的长期优势。

四是着眼未来战争形态,打造新型战争模式。美国明显加速了新空间领域的威慑能力建设,包括提前完成网军建设计划,网络作战的相关构想、计划和工具基本成型到位,并在中东反恐战场等用于实战;除设立太空司令部,还出台太空作战条令,首次确立太空是与陆、海、空类似的“作战域”,提出“空天联合作战区域”概念,推动太空作战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同时,美军加紧规划并探索智能化条件下的作战模式,各军种制定“智能化发展路线图”,从军事理论层面探索未来科技条件下的战争制胜模式。新型战争模式的探索,沿袭了历史上美军转型的传统做法,旨在以理念上的先发制人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形成针对对手的新“代差”优势。

五是在重要战略方向重塑地缘军事布局。在此轮军事转型中,地缘军事布局的重点是用好存量,通过全球行动、部队运用、力量机动等模式创新,进一步夯实既有军事布局,确保重点区域的军力优势。为此,美军以“印太战略”为牵引,依托从西太、印度洋的“双向挤压”方式,打造围堵、牵制地区大国的新架构,进而寻求从更宏大的地缘版图、从海陆两面塑造新的地缘优势。在此过程中,美军尤其注重提升现有军力部署形态和区域作战概念的创新性,在确保军事基地、设施使用等传统方式的同时,运用新的前沿存在和兵力投送方式,提升军事存在“动态性”和行动“不可测性”。

美国此次军事转型将进一步刺激近年来出现的国际军事竞争,加剧新型军备竞赛风险。

一方面,美国此次军事转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导向,更有引导竞争、刺激竞争进而将对手拖进军备竞赛陷阱的考虑。从美军六份战略文件和转型实践看,美军已经认定“竞争”是其应对军力优势缩减的有效手段,也将“竞争”视作在“灰色地带”条件下向对手施压的有力工具。例如,美国防部“印太战略”明确提出要扩大与对手的“竞争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