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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思想周报|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国际思想周报|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最后的知识分子》书封
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时隔三十年,《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作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高等教育纪事报》撰文,再次剖析公共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情况仍不乐观。当年正是他使公知这个词火了起来。
在当年《最后的知识分子》中,他就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最后一批知识分子了。知识界渐渐凋敝,随后登场的,不过是一些受过学院训练的庸庸碌碌之辈。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很多知识分子以写书评、言论为生,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的大街和咖啡馆,写作对象是那些有教养的公众读者。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放的文化空间不断萎缩,仅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随着大学的普及,老派的知识分子已被大学教授和高科技专家所取代。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学院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只是在校园和狭隘的学术话语里谋生。
学院体制已经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屈从于金钱、地位和权力,心甘情愿地为专业成果而放弃老一辈知识分子运用纯熟的语言和思辨。今天的雅各比仍然这么认为。
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的波西米亚不复存在,城市地价越来越昂贵,自由职业也越来越不可能。新老知识分子都被收编到学院,世界只剩下学术期刊和专著。如果说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不再是公共的知识分子,而只是学院的知识分子、专业的知识分子。学术领域也被微分化,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就承认30个多个子领域。雅各比在这篇新的文章中称,当知识分子转向内向,大众文化无疑将受到损害。
《最后的知识分子》当年出版后,就收到批评不断。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Leo Ribuffo认为这本书是“肤浅的、难解的”,纽约大学的Thomas Bender认为这本书是“草率的、构想拙劣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雅各比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赞誉还被指责为乡愁,他们认为雅各比浪漫化了那一代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对此雅各比不同意,在新的文章中仍然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也没有将女性知识分子排除出去,简·雅各布斯、苏珊·桑塔格都是为他所强调的。当他的论敌列出一串串他们心目中当年公知代表的名单时,雅各比的回答是,个别的知识分子改变不了时代的氛围和潮流,改变不了更大的现实。
同时,雅各比接受某些批评,承认自己忽略了一些人。如Henry Louis Gates、 Cornel West这样的黑人知识分子,还有卡尔·萨根这样的科普作家,认为与科学作家相比,人文学者显得逊色了。
最后的问题是与时代最息息相关的:网络时代是否存在公知?Ipad取代了打字机,旧的散文家变成了意见博主。塔夫茨大学的教授Daniel Drezner认为,新的知识分子通过网络场所和机会变得无处不在,“促进而不是减弱了公知的质量和多样性”。乔治城大学的Michael Dyson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赞扬了“黑人数字知识界”,包括著名的Coates等人。
但对于这个问题,雅各比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他认为危险在于这个时代人们停止思考、立刻评论。在使用博客和twitter的过程中,人们丢掉了缓慢的沉思。专著和tweets不一定对立,但是针对广大读者的严肃的写作也许正在消失,他们的作者,也就是雅各比口中最后的知识分子。

国际思想周报|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在德国属于禁书
希特勒《我的奋斗》学术版将出引争议
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德国下月将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版《我的奋斗》,希特勒正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支撑其纳粹政权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版该书将重燃围绕这本史上最具争议的书籍之一的辩论。
新版《我的奋斗》共1948页,此次再版只会印刷4000册。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维尔申(Andreas Wirsching)称,很多人可以在二手书店找到没有加注的《我的奋斗》,而这个学术版将会“挑战那些不负责任的版本”。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版本中的注释是由5名历史学家,花费3年时间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希特勒是怎样在“谎言中掺杂部分真相,最终达到宣传纳粹思想的目的”。
德国文化历史专家、《世界报》高级编辑斯文·菲利克斯·克利尔霍夫(Sven-Felix Kellerhoff)称,“《我的奋斗》的特殊性在于,1945年以来该书一直被禁。人人都知道这本书,却不知道书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神话在于它被禁、被认为很危险。”“巴伐利亚州的错误政策导致了这一神话。”
1924年,希特勒因为一次失败的政变被关进了巴伐利亚监狱。在狱中,他口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未来德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其中包括雅利安人的纯种性和反犹太人的观点。从1933年到1945年,《我的奋斗》被翻译成18种语言,售出了超过1200万册。这套书甚至还被当做礼物送给德国的新婚夫妇们。
在希特勒倒台后,这本书被很多德国人烧毁,有的甚至用它当做厕所纸。因为希特勒没有后代,二战结束后该书的版权被交给了巴伐利亚州政府。巴伐利亚州是希特勒最后的官方居住地。
虽然德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再版《我的奋斗》,但为了防止煽动纳粹思想,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反对该书再版。从二战后,这套书就再也没在德国国内出版过。据《德国之声》的统计,这套书虽然没有在德国再版,但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已经在全球卖出了5000万到6000万册。最近,在亚马逊网站上,该书的英语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电子书,超过了《圣经》。
5名历史学家中的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安德里亚斯·维尔盛(Andreas Wirsching)则表示,再版带有专家讲解的《我的奋斗》旨在“打破这本书的神话”。
维尔盛说,出注释版的目的是将《我的奋斗》置于历史大背景下,揭示希特勒如何用半谎言半真相编制出新的所谓“真相”,注释版也可削弱该书对纳粹主义的宣传作用。
但是,因为书中有很多反犹太和反斯拉夫人的语言,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前会长格鲁曼(Dieter Graumann)也对再版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说:“再版《我的奋斗》让我感到恶心,这严重违反了反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思想的原则”。
再版计划征求了不少国外学者特别是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一计划,不少人认为再版也是对纳粹受害者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