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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与哈佛:“美国教育的独立宣言”

撰文:杨靖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清教革命与教育思想》一书中,著名教育思想家格瑞夫斯(Richard L. Greaves)将十七世纪中叶这一历史时期称为“教育的黄金时代”(a golden age for education)。正是在这一时期,英国清教徒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击溃了保皇党人,在宗教上则压倒了国教派势力,并建立起以清教首领为核心的共和国,几乎取得了清教革命全面(虽然极其短暂)的胜利。而教育,作为革命的手段和目标之一,此时也受到异乎寻常的关注。
        清教作为加尔文教在英格兰的翻版,无论其中的正统派(坚信一位“严厉”的上帝),或是自由派(信奉一位“仁慈”的上帝),都相信教育是教会的一个基本职能。自亚当获罪于天,凡人一出生已带“原罪”,惟有通过后天不懈努力,时时温习神意(Providence)的训饬,方能重获上帝的恩典,得到救赎。而能够使人改邪归正,弃恶从善的唯一途径,唯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如美国教育史家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指出的那样,“基督教与它的鼻祖犹太教一样,一直是一种教育体系。”当然,清教徒后来在新英格兰的教育实践,不仅使得这一体系内部分工更为细密——如牧师,负责训诫,着重传播神的智慧;而教师,负责教义,着重传播神的知识——而且使得这一体系日益完善,从而在清教“神权共和国”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功能。因为毕竟,教会要靠教育来统一思想。
        本文拟就清教思想入手,以哈佛学院为例,考察殖民地时期清教与新英格兰的教育实践及其对整个美国教育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清教与哈佛:“美国教育的独立宣言”

哈佛学院建筑(1638–1670)
1
“清教部落”与强制教育
        以1630年为标志,英国清教徒一分为二(“分离派”此前已移居尼德兰):一支以温斯罗普为首领,以马萨诸塞海湾公司的名义,整体搬迁至新英格兰;
        另一支仍留在英国国内。
        虽然二者不乏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改变,其差异性也越发明显。
        首先,英国清教徒尽管有过短暂的辉煌,但相对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圣公会),还是处在受压制受迫害的境地,其政治主张也鲜有实践的机会,因此他们所吁求的无非是宗教宽容和政治自由。
        与之相反,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在殖民地“政教合一”的政体中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凡持不同政见者皆遭驱逐(如威廉姆斯和哈钦森夫人)。
        这样在排斥了异己力量后,他们不单维护了“清教部落”的纯洁性,也使得政令的推广更为顺畅——这对于新英格兰的教育实践,无疑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清教思想的核心,首推“契约”概念。
        正统加尔文教派强调上帝对人的绝对权威,人除了无条件服从,别无选择。
        而清教徒则将社会组织建立在天恩之约,教会之约,和公民之约这三大契约之上。
        类似于犹太人出埃及的新英格兰迁徙之举,在清教徒看来,是蒙恩获选的重要标志。
        其人既为上帝拣选之“选民”,则理当肩负起开拓蛮荒,教化民众的重任,最终建立起一座万人瞩目的“山巅之城”——一座堪称道德楷模的人间天堂。
        因此,照马萨诸塞清教领袖科顿·马瑟的见解,教育也就自然而然成为了自由的基督教社会的中心问题。
        很显然,要在远离文明世界的荒野之中开辟出一个基督徒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理想天国,教育首当其冲。
        因为教育不仅可以传递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遗产,而且能够提升人的道德水准,引领人向着理想的天国迈进。
        新英格兰清教徒的教育方略,首先自儿童入手。
        因为他们相信,“儿童是在罪恶之中孕育并且生来道德败坏。
        ”按照普利茅斯清教领袖威廉·布莱德福(William Bradford)的解释,他们由荷兰辗转来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儿童的教育。
        “他们的许多孩子,由于这些原因和那个国家青年的极度放纵,以及那个地方的无数诱惑,被邪恶的榜样引上了奢侈和危险的歧途,变得放荡不羁,与父辈分道扬镳。
        ”同样地,温斯罗普也对当时英格兰的儿童教育状况感到痛心疾首,“学习和宗教的源泉如此腐朽(还包括他们难以负担的教育费用),以至于最聪慧,最有前途的孩子也在大量邪恶的榜样和那些神学院腐败管制的影响下变得腐化,堕落,彻底垮掉了。
        ”另一位清教思想家托马斯·胡克则通过比喻生动地说明了宗教与教育的关系:
        “一个无知的罪人就像一个留在药铺里的病人,虽然所需的药品近在咫尺,但由于他的无知,他不仅不能治好自己的病,反而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死去。
        ”为了免于这样的恐惧和担心,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地教育的革命。
        众所周知,加尔文教历来重视教育:
        著名的日内瓦滨江学院曾由加尔文本人亲自关怀和管理;
        公共教育的举措最早也是在日内瓦共和国施行。
        加尔文依照法国名称,将公民学校(包括初级、中等及高等教育)称为colleges。
        他希望通过“语言与人文学科的教授”,培养教会与政府的领导人。
        将“正规教育与宗教信仰相结合”,于是便形成了清教教育传统。
        继承加尔文教遗绪的清教徒一踏上北美大陆,便开始尝试建立免费的初等教育体制,正是这一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
        “教育、识字、宗教和灵魂的拯救已经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成了文化上相互影响的因素。
        对美国的殖民者来说,这种宗教对教育的支持是最重要的。
        ”
        在E. P. 卡伯莱(E.P.Cubberley)选编的《外国教育史料》一书中,可以读到1645年马萨诸塞州洛克兹伯里(Roxburie)关于建立一所免费学校的协议:
        “洛克兹伯里居民出于对其后代严谨的关怀,考虑到文化教育对他们的孩子将来能胜任教会和州里公共事业是多么必要,一致赞同在本镇建立一所免费学校,并同意每年给校长20磅年金,这笔年金由宅院和(本镇居民)各捐助者捐赠的部分土地中视以后继承得到赠地的情况按不同的比例筹集。
        为了有效地执行协议,居民们选出了几个公共不动产管理人……他们所享有和接受的上述每年的租金或金额,只限用于洛克兹伯里免费学校。
        ”
        事实上,早在新英格兰移民定居不久的1642年与1647年,马萨诸塞殖民地便先后公布了关于强制教育的法令。
        由此可以发现,在新英格兰犹如在宗主国一样,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学校,一类是以读写为目的城镇学校,为普及初等教育而设;
        另一类是以升学为宗旨的文法学校,在当时应当属于较高的水准——十八世纪后,经过改良成为中学(High school)。
        这一划分对于后来美国教育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另外,从学校教育的经费来源看,存在着学生家长及监护人和城镇公共经费两种不同渠道。
        根据格拉丁·墨菲(Geraldin Murphy)的细致研究,免费教育在新英格兰各城镇,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洛克兹伯里,免费意味着对资助者的孩子免费;
        在塞勒姆(Salem),指的是对所有贫穷的孩子免费;
        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是对有限的孩子免费;
        在德汉姆(Durham)是对所有的孩子免费。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后一种模式,即对所有孩子免费的教育模式,经过热心教育的清教人士的大力提倡,逐渐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占据了主导地位。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公共教育运动”滥觞于马萨诸塞州,此际已初见端倪。
        很显然,1647年法令的颁布在马萨诸塞及新英格兰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在该法令颁布后的第一个10年中,马萨诸塞三分之一达到50户的城镇设立了简易学校,而全部8个100户以上的城镇都建立了文法学校。
        此外,在它的影响下,后来从马萨诸塞分裂出去的康涅狄格在1650年颁布了完全相同的法案,并在兼并了纽黑文的1672年重申了该法令的修正案。
        后来并入马萨诸塞的普利茅斯也分别在1658年和1677年对当地居民提出了设立简易学校和文法学校的要求。
        美国历史学家福克斯(Dixon R. Fox)曾说,“当上帝把我们平平安安地带到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筑了居住的房舍,筹备了一切生活必需品,安排了敬奉上帝的合宜场所,并且成立了政府,我们其次所切望和关怀的事就是促进学习和使学习在子孙中延续下去。
        ”这句话概括了新英格兰清教徒教育方面的主观愿望,而滕大春先生在《美国教育史》中将马萨诸塞称为“新英格兰教育的样本”则可谓是对清教徒教育实践的客观评价。
2
信仰与理性的结合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深入分析了清教的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清教圣人,照韦伯的说法,其生活完全为着一个超然的目标,即获得救赎。
        如此一来,“一切均为增加上帝的荣耀”便使得清教徒的现世生活彻底合理化了。
        他们将财富视为上帝恩宠的象征,同时又厉行节俭,并恪尽职守,努力工作,为的就是有朝一日,上帝的恩典突然降临,可以使得清教徒从“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e)变为“蒙恩状态”(Status gratiae),而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合理的理性主义(无疑是长期教育熏陶的结果)。
        而不是一时的宗教狂热,才是真正的动因。
        正统的加尔文教视上帝为万能,而人类在上帝面前则渺小无力,微不足道。
        仅凭人类自己,可能永远也无法获得拯救,因此,惟有借助“信、望、爱”,借助上帝的恩赐,人才得赎罪。
        清教徒固然也坚信万能的上帝,但同时也相信人的理性可以引导人作出自由选择,并坦然面对由此而来的应尽的义务和职责,视之为命定的天职(Calling)。
        这一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就是在普及宗教教义和培养神学人才以外,也适当注意学校教育的实用性和功利性。
        这种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或者宗教与科学的结合,显然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结果。
        而它与新英格兰特定的政治、经济以及地理条件的结合,更使得当地的教育状况焕然一新。
        根据格瑞夫斯(Richard Greaves)的考证,英格兰清教徒受培根的实用教育思想影响最大。
        培根强调对科学的探索,鼓励人们通过实验和归纳法来认识世界,并建议组建一所世俗性科学机构“所罗门宫”(Salomon's Palace)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
        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的那样,“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能制驭自然力量。
        他主张哲学应当和神学分离,不可像经院哲学那样与神学紧密糅杂在一起。
        ”培根的这种思想不仅有利于科学新发现,而且迎合了时代需求,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
        此外,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 (John Amos Comenius)深受培根思想的影响,“培根有关教育的思想大部分被夸美纽斯以某种方式表达成为一种实际术语,并在新教的范围内按照他的道德和宗教倾向进行了修改”。
        在教育理念方面,夸美纽斯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通过理性、感知来认识事物的本质,并且主张社会各阶层都有权接受教育,“不仅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应该进学校,而且一切城镇乡村的男女儿童,不分富贵贫贱,同样都应该进学校。
        ”这也是日后殖民地“公共教育思想”最直接的表达。